近期,国际舆论对人民币汇率讨论较多,部分声音将汇率与全球贸易失衡相关联。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汇率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
“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央行称,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
中国汇率制度的三大特征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央行表示,作为大国经济体,市场化的汇率机制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发展需要,也为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的汇率制度有以下特征:
一是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经营主体基于商业原则自主参与外汇交易,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是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央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和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校正市场的“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尤其是非理性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
实际上,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比如,2026年7月,日元对美元一度贬至近40年低位,引发相关国家联合干预。
三是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16年起,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以更高的国际标准发布国际收支及相关外汇数据,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组织倡议,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IMF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过去二十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7.35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均在10%以上。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
“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央行称。
经常账户顺差并不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
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央行认为,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从贸易渠道看,历史上,贸易渠道曾在汇率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但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35下降至2025年的1/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
从金融账户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国金融资产不断累积,金融资产估值变化和跨境资产配置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加大,外溢效应增强。从历史经验看,新兴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往往是金融账户下资本流动触发的。例如,2026年上半年,韩国在AI发展热潮中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长,但韩元却持续贬值,也主要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期,日本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长,但日元亦持续走弱。
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并不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不少经常账户顺差国,本币汇率有所贬值。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一国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增强贸易竞争力
央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
对于中国贸易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央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
央行认为,近几十年来,全球主要顺差国不断轮换,主要逆差国始终不变,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矛盾有关。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较长时期实施债务和财政扩张,支持高消费和低储蓄,并由此形成长期贸易逆差。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国的财经约束和制造业竞争力,增大债务和国际收支风险。
与此同时,央行认为,部分国家贸易竞争力下降,实则反映了自身的结构性困境。例如,有的经济体能源成本长期高位运行,制造业成本高企,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监管政策僵化,创新与数字化投入不足,工业发展陷于路径依赖,削弱了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对于通过干预汇率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的论调,央行表示,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
“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央行称。
缓解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央行呼吁,各国都应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应着手进行财政整顿,提高本国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顺差国应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
“个别国家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人民币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无助于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背景下的政治性操作。”央行称。
央行认为,各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作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试图在一到两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
央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校对:李凌锋